有些相遇，像茶，

要经岁月沉淀，才显弥足珍贵。

刘贵锁院长坐在我们对面，语气平和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窗外是太原的午后，诊室里很安静，只有风略过树梢洒下的斑驳，和茶几上升腾的氤氲茶香。

刘院长从柜子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从小心翼翼的动作看得出，他很珍视这张照片。

“这是94年，上海。胡仁光和王大源办的第一期种植学习班，每个省去一个人。我们二十几个人，现在还在做种植的，就剩我们四个了。”顺着他的手指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照片里的四个人，是刘贵锁、周延民、邓飞龙、马泉生——至今仍活跃在种植一线的名字。

那是中国口腔种植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取经。当时授课的王大源是哥伦比亚大学理工学院的华人学者，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的弟子。各省只有一个名额，刘贵锁是山西唯一的代表。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，认真做笔记、专注实操，最终以优异成绩拿到资格证书。

“其实更早，87到88年我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进修口腔颌面外科时，就接触过种植的概念。但真正付诸行动，是92年。”

92年的中国口腔种植领域，还是一片荒原：没有国产植体，没有配套工具，没有标准，连“失败”两个字都没有统一说法。所谓“最早一批”，并不是勋章，更多意味着摸黑探路，每一步都踩着未知。

那段日子，他把几乎所有休息时间都扑在了种植研究上，兜里常年揣着小本子，想到什么疑点、悟出什么体会，立刻就记下来，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劲，在这片没人走过的荒原上，踩出了属于山西口腔种植的第一串脚印。

聊天中最震撼的，不是年份，而是价格。

在九十年代初，当时人均工资几十，而早期进口种植体，一颗收费约4000美元；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三万多。即便按国内承担10%计算，也要约3200元，那可是普通老百姓不吃不喝三年的收入。对多数缺牙患者来说，种植牙只是教科书里的“空中楼阁”，看得见，摸不着，更用不起。

刘贵锁看着一些患者因舍不得钱，只能戴活动假牙，吃饭没劲、说话漏风，心里发急：既然进口植体普通人用不起，那就自己琢磨，把价格打下来，让种植牙真正走到寻常患者的牙椅上。

他选了一条最费力也最勇敢的路：自制种植体。 

没有教材，就翻外文资料逐句整理；没有工具，就靠进修时攒下的零件一点点改造；没有标准，就把骨条件、植入深度、愈合反应一步步记录下来；没有参照，就拆废弃进口植体看结构、记数据，再找本地加工厂试做，一次次调整外形与螺纹。

“那时候去北京买钛。钛材不便宜，但比进口植体便宜太多了。”但是国内标号与国外不同，如何选择更匹配的型号，对此，他买来各种型号，逐一比对，终于找到最合适的配型。

为做研究，他几乎投进了大部分积蓄；身边不少人劝他放弃，他不认：“既然摸到了这条路，就得走下去，总得让国内老百姓也用得上种植牙。”

从92年起，没有资本风投，没有政策扶持，没有光环加持。一个口腔医生，在加工厂车间里，在有色金属研究院柜台前，把“中国种植”从零推向“一”，也把一颗种植体从“天价耗材”拉回到“临床工具”，这是早期医疗工作者对行业最朴实的贡献。

刘院长掏出手机，翻出一个微信群。群名很朴素，群成员四百多人，几乎涵盖山西最早做种植的所有口腔医生。

他是群主。

“90年代开始，我就把山西做种植的医生慢慢组织起来，开始在各类会议和论坛中大家相互交流技术心得。那时网络不发达，有什么新技术、新资料，大家互相传着看。进口植体怎么用，手术怎么做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后来有了QQ，又有了微信，我就建了群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沟通。”

从最早线下凑在一起讨论，到如今线上随时答疑，这个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从最早的十几个人慢慢攒到了现在四百多人，二十多年过去，群里的讨论从来没断过。有人刚接触种植拿不准方案，把病例发上来，前辈们都会掰开揉碎了帮着分析；有人遇到了少见的并发症，在群里一说，各地的同行都会过来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哪怕是已经退休的老医生，也愿意随时出来搭把手。

刘院长说，这盏当初在山西点起来的灯，得靠着大伙一块守着，新来的年轻人能顺着这道光走，少踩点坑，少走点弯路，山西的种植才能一步步往前发展。这么多年过来，他带过的年轻医生数不过来，好多人现在都成了当地种植领域的骨干，可不管走多远，都还留在这个群里，还跟着当初的习惯，有问题就问，有心得就分享，把这股不计得失、摸着石头过河的劲一直传了下去。

这里没有官方背景，没有商业驱动，有的只是一个先行者不忍后来者重走弯路，希望将经验和知识传递给口腔领域同行者和后辈们的初心。

这恰是回望中国口腔种植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：不只是品牌进来了，不只是产品迭代了，而是一代医生把“私密经验”变成“公共方法”。刘贵锁院长的作为正在这里：他既是最早下临床的人，也是最早愿意把灯点起为别人照亮前路的人。

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代代无私的医疗工作者，才将中国的种植技术不断推向崭新的高度。

行业拓荒时期，刘贵锁院长结识了仕诺康。彼时众多韩国种植体涌入国内市场，兼具稳定品质与突出的价格优势，他也亲眼见证了仕诺康成熟的制造工艺与硬核产品实力，深思熟虑后，他毅然决定停止自研自产种植体，成为仕诺康在山西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。

“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品牌考量，单纯觉得产品好用、价格亲民，就推荐给圈子里的同行医生。”

初见仕诺康，刘院长便被“让中国老百姓用得上、用得起好种植体”的理念打动——这恰恰是他当年摸索国产化时藏在心底的愿望。双方理念同频，都希望老百姓能用得上质优价美的种植体。早期仕诺康给予刘院长专项政策支持，凭借他在华北口腔医师圈层的影响力，产品迅速下沉基层临床，服务三晋百姓。据他回忆，当年经由他和社群内同行临床使用的仕诺康种植体，已有数千颗。纵使市场几经起伏，这份彼此的信任始终如一。

从自主研发种植体，到携手仕诺康推广韩系种植系统，刘院长的身份虽有转变，但初心从未改变：让更多普通百姓种得起牙、种得安心。

很多人对老专家的印象是念旧：只用熟悉的，不信新的。刘院长恰恰相反——他念旧，但不守旧。

谈到仕诺康产品，他认可一代“基础扎实、批件过关、用惯之后可靠”；谈到二代，他关注自攻性、初期稳定性这些真正影响临床信心的改进；听说三代即将上市，他第一反应是：“把产品资料发我电子版，回去看看。”

这不是客套，是老医生的本能：不看广告，看结构；不听概念，看适应症边界；不轻易神化，也不轻易否定。

如今刘院长虽已不再上种植手术台，但每当有医生想做种植，他仍常第一个想到仕诺康。刘院长与仕诺康，不是“谁成就谁”的单线叙事。更准确地说：中国种植从荒原到绿地，需要有人开荒，也需要有人把种子带来；种子落地，要遇到懂土的人。刘贵锁院长，正是那块既懂土、也肯浇水的人。

离开太原前，我们提出想为他写一篇文章、拍一段视频，把门头、诊室、采访镜头放进时间里，作为仕诺康的一段珍贵记忆留存在时光里。刘院长没怎么推辞，只提了几个条件：资料要看全，表述要准确，没把握的别说满。

这个细节，很像他一辈子的风格：敢先做，但不说过头；重情义，但更守规矩。 

谈到近年行业剧变，他没有抱怨市场冷了，只说资本进进出出，低价引流过后总要有人收拾残局；门诊下沉之外，规范化培训、新职业认证、国家统一考试，才是把行业重新拉回地面的锚。 

我们忽然明白，“最早一批专家”真正的遗产，不只是做过多少颗种植体，而是在每个容易夸大、容易跑偏、容易把复杂说成神奇的时代节点上，仍然把话说回医学本身。 

茶喝完，话未尽。窗外是太原城寻常傍晚，诊室里灯还亮着。多年前，中国口腔种植也是这样一盏灯，照见的不多，却足够让后来者看清方向。 

仕诺康想对刘贵锁院长说一声谢谢；也想对所有曾在无灯处点火、在长路上插标的人说一句——路不是一代人修完的，但每一步都为中国的种植技术夯实了基础。

从九十年代拓荒时的一盏孤灯，到如今三晋大地上口腔种植遍地开花，刘贵锁院长的这大半辈子，始终踩着中国口腔种植发展的节拍往前走，也始终和所有怀抱同样信念的同路人一起，守着那颗让国人受益的初心，一步步行稳致远。